放空,其实能让你的大脑运作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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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空,其实能让你的大脑运作得更好

全球性工业经济体制在十九世纪登场。当人类在工厂这座複杂机器中发挥齿轮的作用,费德瑞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这位让高效率等同于敬业的美国教父级人物,在《科学管理原则》一书中将「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介绍给资本主义的工头。

泰勒期盼进行工作时,能用一套标準化的「科学」方法取代每个零售商的知识与经验。虽然泰勒主义(Taylorism)曾在企管课程中大受欢迎,且至今仍然受到推崇,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者对此却兴趣缺缺。也许是对抗日益增加的泰勒化(Taylorization),捷克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在一九二○年提出机器人(robot)的概念—一个完全机械化、没有灵魂的工人,无论行为或精神都失去了人性。在捷克文中,「robot」这个字恰好是「工人、劳动者」的意思。

同年,美国幽默作家克里斯多福.莫里(Christopher Morley)发表了〈论懒惰〉(On Laziness)这篇如今已成为经典的小品文。「一个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对逆境处之泰然的懒人,」他写道:「是唯一真正快乐的人。而唯有快乐的人才能为这世界带来益处。这个结论是不可忽视的。」

关于泰勒哲学,列宁写道:「……着名的泰勒制在美国非常普遍,它之所以出名,正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剥削不顾后果的最佳例证。任何人都能轻易理解为什幺这套体制会遭受劳工强烈的憎恨与抗议。」儘管看透了泰勒主义是一种崭新的剥削技术,但列宁在筹画建设苏联工厂时,仍旧採用了泰勒提出的许多手段。

儘管「科学管理」抬头,但无所事事仍旧存在。就像忘忧岛民,现代思想家提醒我们别忘了品嚐闲暇的甜美果实以及放轻鬆。关于人该放鬆的充足理由则可以在薇若妮卡.魏讷(Véronique Vienne)撰写的《无所事事的艺术》(The Art of Doing Nothing)一书中找到。就连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位二十世纪最多产的数学家暨哲学家也曾写过一部名为《闲之颂》(In Praise of Idleness)的作品。他在书中写道:「认真地说,我认为,深信工作才是道德高尚的想法为现代世界造成大量伤害,而通往幸福与繁荣的道路则存在于有计画地减少工作量之中。」

就拥护无所事事的积极面与重要性来说,这些书和许多其他作品做得非常出色(因为这些作品通常是由自认懒惰的人所写的)。有些提议将游手好闲当成通往成功的另一种方法,有些主张无所事事单纯只是想悠闲度日,还有些则建议可将无所事事视为一种对抗资本主义体制的政治手段。儘管我完全支持任何理由的无所事事,但我希望能在本书中提出某些惊人的近期神经科学发现,显示当你什幺也不做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有何反应,藉以进一步发展我的论点(这可能会遭到企业经理人和神经科学家一致质疑),那就是—实实在在地什幺也不做其实能让你的大脑运作得更好。

传说习惯晚起的笛卡儿就是在赖床、盯着天花板上的苍蝇瞧的时候,福至心灵地想到构成座标格的X轴与Y轴,如今有许多小学生则为了研究其性质而失眠烦恼。科学界最重大的突破和艺术界最伟大的作品—一言以蔽之,历史上许多伟大想法—未必是百折不挠地劳动的成果。相反地,突然闪现的顿悟或「啊哈!」片刻,往往来自里尔克生动描述为「不过是我们的内心在闲散日子里发生巨大改变后所剩下的回响」,而且,这可能有个神经科学的解释。

里尔克不可能会知道,将他对「回响」(reverberation)这个词的隐喻用法,放入近一个世纪以后的现代神经科学中是多幺準确。我们将会看见,即使在什幺也不做的时候,脑中的神经元集合确实仍会产生回响。事实上,在我们休息时,位于大脑许多网络「枢纽」的某群神经元其回响会更加强烈。这是新近的发现,而且据我所知,普罗大众还不知道这一点。本书会严肃看待回响这个观点,以便运用神经科学作为放轻鬆点的终极藉口。

现代生活的一大怪事是,儘管科技具备许多优点,但它其实剥夺了我们的闲暇时光。如今的我们无时无刻都挂在网路上。无所事事反而成了不合时宜的事情。

「静息状态网络」(RSN;resting-state network)或称「预设模式网络」(DMN;default mode network),是由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家马可仕.赖可(Marcus Raichle)于二○○一年所发现。当我们什幺也不做的时候,这个网络就会活跃起来。

大脑的许多区域有专门的特定功能。静息状态网络牵涉到心思游移或作白日梦。当你在晴天午后躺在草地上,或闭上双眼,或者在上班时凝视窗外(假如你很幸运,办公室有对外开窗),此时静息状态网络就会变得活跃。也许最有趣的是,那些稍纵即逝的「啊哈!」时刻,往往较常发生在任由自己大脑的静息状态网络有时间产生回响的那些人身上。

当你的大脑受到诸如电子邮件、电话、简讯、脸书动态、跑腿琐事、开车、和上司谈话、检查待办事项清单等刺激不停轰炸时,它正忙着回应「当下的挑战」,这个说法是由加州拉荷雅(La Jolla)史瓦兹计算神经科学中心主任、神经科学家史考特.梅凯格(Scott Makeig)所提出。有能力回应当下的挑战显然是很重要的。有没有能力成功满足这类挑战,有时会左右我们的生死。儘管如此,倘若这样的时刻变成无时无刻,你的大脑就没有时间在看似不相干的事物间缔造不同寻常的新鲜连结,找出模式,孕育新点子。换句话说,你的大脑就没有时间发挥创意。

如罗素、里尔克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等思想家可能早已洞悉某件重要的事,而它如今方才被现代神经科学所揭露。这些思想家及许多其他人终其一生全都主张,唯有有闲,个人的潜能方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矛盾:毕竟,我们从小就被灌输「闲则生非」(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 hands)的观念。不过,若将现代神经科学对大脑的观点列入考虑,那样的主张可能不是偶然,因为随着工作时数增多,我们的心灵满足感与身体健康状况都会下降。

我们究竟是如何变得深信无所事事等同道德败坏呢?无所事事在美国素来是件令人担忧的事。清教徒坚信,勤奋工作是事奉神的唯一途径。早在十六世纪的欧洲,也就是清教徒主义的根源,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与约翰.喀尔文(John Calvin)两人都认为持续工作是神的旨意。同时,他们嘱咐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一项职业,戮力以赴,将它「视为百年重责,这样他才不会轻率地四处游蕩。」强迫穷人与失业者劳动甚至被认为是让他们「走上正当生活之路」的一种方法,因而受到鼓励。

在路德的有生之年,欧洲正逐步城市化,人口也快速增长。这导致了过度拥挤的城市、高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伦敦、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等地的城市贫民数量急遽增加。路德等一干狂热分子无从掌握宏观经济学,便将这批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众视为「冷漠的游手好闲者」,认定他们应该以长时间劳动来抵消自己懒惰的原罪。

当今我们对工作与效能的偏执,可以回溯至路德误将贫穷归因于个人懒惰,而非错综複杂的社经环境。无所事事因此被视为恶行。要是路德当年曾受过社会学训练,或许我们现在每年的节日数量会超过两个星期。

在路德这种偏激的反闲暇哲学影响下,后果反应在我们短得离谱的假期天数和普遍推崇热中工作的道德观,这种状况在美国尤其明显。(然而,这种偏执并非美国所独有,日本人甚至创造了「过劳死」一词,意指「因工作过度而丧命」。)

考虑到市场上探讨时间管理、「马上搞定一切」的书籍与研讨会数量急遽暴增,工作时间的增加也很显着。我算过,亚马逊网路书店有超过九万五千种图书探讨时间管理这个主题。你必须对时间管理很有一套,才能读遍亚马逊网路书店中与时间管理相关的每本书。假定一本书的平均页数是两百页,那幺待读的资料总计有一千九百万页。想要处理完这一切,你得连续七十二年,每天大约阅读三本书才行。

假如这些书真能让我们做事更有效果,那幺我们的工作时数为何会增多?为什幺接二连三的研究显示,因为工作过度,我们承受的压力更甚于以往,与家人的关係益发恶化,体重增加,还变得较不快乐?当时间管理产业的图书大卖,你我的工作时数却增加了—这难道不奇怪吗?容我引用罗素的话:「你能想出比这更精神错乱的事吗?」

相反的,我认为美国的时间管理文化和专业人士的工作时数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矛盾。我们的工作表现愈是高效能,就会被迫承担愈多的工作。这是个无止境的循环。因为我们坚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时间都不应该被浪费。

从科学观点看大脑不仅与路德教派或基督教对人的看法不相容,也和我们的工作伦理有所牴触。备受称颂的工作伦理就像奴隶制,是一种有系统的文化创作,源自对人类普遍怀有的一种错误观念。如今我们回头看奴隶制,会认为它既荒唐又可怕。此刻我们很清楚奴隶制这个想法错得有多离谱。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回头看工作伦理,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一旦修正了对大脑的某些错误看法,未来的新世代将会认为现今的过劳社会既荒唐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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