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现场:十年目睹之公民教育怪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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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场:十年目睹之公民教育怪现状

很多人不知道,益中其实是我十多年交情的好友,我跟他不但是就读师大的学长学弟关係,更是当兵时预官班的同梯弟兄。

益中是教师界「不乖」的代表,和我有着极大反差,我们共同点是公民教师,而且一样热血。白天,我们各在不同的学校工作;晚上,他撰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为了实践更理想的社会而努力着;我则是继续在繁琐的行政公务中,尝试为学校师生创造最大的幸福。或许你跟我一样,习惯透过各种媒体了解社会大小事,对于所谓的「公民参与」保持高度关心,却也保持一定距离。

这几年台湾的公民运动改变了社会脉动,从洪仲丘、大埔事件到太阳花学运,虽不若阿拉伯之春的政治动荡,却也深深影响了台湾的教育现场。从「公民觉醒」到「公民不服从」,社会现象开始翻转,最大的改变在于一般市井小民,尤其是年轻世代,更愿意表达自己并参与社会。有时教育似乎背负着原罪,诸多社会问题都直指教育;然教育也被看成是无敌解方,各项重大议题都被要求从根本教育着手。身为公民教师,其实很乐见这样的搅动,对于教育的各种可能也充满着期待。

本书揭露诸多社会现实,让身处教育现场的我们读了暗暗叫好,却又满是遗憾。学用不均的现象、阶级世代与城乡差异、性平教育的迷思,看似各自独立却又环环相扣,本书要让大众理解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宿命,而是关乎人的价值,是文化和体制所造成。直指教育现场各种评鉴的荒谬之处,甚而发展成一种「产业」有其裙带关係,这是不能说的祕密。学校行政大逃亡,原因从来都不是本职问题,而是过度外加与无限上纲的业务,制度的不友善迫使热情迅速消耗殆尽。

回到学校现场,为何中学生不上哲学课? 益中和我有着同样的疑问。究竟我们教育者有没有提供机会让学生思考并且勇于表达? 我们是否真诚地面对学生的诘问? 翻转教育究竟翻转了什幺? 应该不仅仅是教与学的概念,更须包括思辨与批判的自主学习力翻转。二十多年前的四一○教改究竟改了什幺? 我们对一○七课纲是否还有期待? 偏乡教育缺的从来不是设备,而是长期陪伴的老师。上述问题掷地有声,不断挑战着读者的思维。

文化资本的巨大差异究竟能否透过教育来抹平呢?答案显而易见——并不容易,却也不无可能。益中论述学生本位的教育,和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在《受压迫者教育学》中所提相呼应,即教育本身应该要有两个阶段,一是觉醒,二是实践。透过不断对话与联合,让革新变成可能,教育的具体实践不外乎如此了。我们无法改变学生的家庭环境,却可以透过教育给他最丰厚的资产,即思考上的启发,从而自觉与行动。公民教育在此显得极为重要,让学生尊重自己的价值,也能同理不同文化脉络底下而成的歧异性,愿意沟通与包容,共同寻求一种积极改变的契机。在这样的基础下,城乡的交流不会是走马看花而是相互学习,贫富差距不会是理所当然而是服务关怀,校园生活不会是成绩挂帅而是百花齐放,社会议题不会是干卿底事而是感同身受。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邪恶的平庸》(《平凡的邪恶》)揭示了教育者的责任,只要参与了执行,我们就有责任,儘管你没有真正亲手杀了人。面对校园文化或社会文化这堵隐形的高墙,传统、威权、抗拒变革,我们需要的是解放自由的心灵,协助学生开拓视野与想像,这不正是教师的职责吗? 如果孩子有着无穷尽的创意与热情,我们是否真诚鼓励他们展现好奇心,是否给予空间大胆尝试与创造? 抑或是我们习惯以压抑、贬抑的拒绝姿态,扼杀了各种可能?

保罗‧弗雷勒在《希望教育学》中即开场表述:「进步的教育实践可说永远都在进行揭露真相的冒险。」这几年我深深感受到益中不断的自我进化,关心各项公共议题,维护人的价值,在批判之外,多了份自省与内在对话,并且勇敢地身体力行着。他在公民教育的路上不也正是秉持一贯的风格前进着、冒险着? 唯有相信教育能、孩子能,他们才能往我们所相信的方向走去。我期许自己不但能向高墙说不,更能飞越它,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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